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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輯 | 知識產權之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革與發展

  • 分類:韋恩期刊
  • 作者:
  • 來源:
  • 發布時間:2016-10-25 00:00
  • 訪問量:

【概要描述】

第三輯 | 知識產權之知識產權制度的變革與發展

【概要描述】

  • 分類:韋恩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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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發布時間:2016-10-25 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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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

知識產權客體不斷擴展:

知識產權的客體,即知識產權制度保護的對象,指人們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中所創造的精神產品,即知識產品。知識產權制度就是基于對不同的知識產品予以保護而形成的權利體系。從知識產權制度的發展歷史中可以看出,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范圍呈現出逐漸擴大的趨勢。 

網絡技術的飛速發展,使人類社會步入信息化時代,高速的網絡傳輸速度、信息傳播市場的全球自由化帶來了版權領域的新問題,人類在經歷了模擬版權、電子版權時代之后,進入了網絡版權時代。每一次的信息技術革命都相應地帶來了版權制度的回應,并進而產生了版權所保護的新客體的出現。網絡技術不僅對數據庫、多媒體等數字作品的保護產生一定的影響,而且也對傳統作品的保護提出了新的課題,即出現所謂網絡作品的保護問題。

在網絡空間(cyberspace)中,緩存的性質問題、著作權人的網絡傳輸問題、作者身份的認定問題、ISP的法律責任問題以及如何認定侵權行為地等,都不能僅通過對傳統的著作權法作擴大解釋而得到解決。我國著作權法在2001年修訂時正是考慮了以上問題的特殊性,從而將信息網絡傳播權明確規定為著作權的一項權利內容。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帶來了域名是否應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范疇的問題。域名是一種網絡定位的技術手段,每個域名由特定的文字、數字和符號構成,它本身不存在屬于哪一種權利的問題,只可能成為權利的客體,域名持有人通過與域名注冊服務商締結合同,行使合同上的請求權的辦法來注冊域名,在注冊成功以后,域名持有人獲得了對域名的排他的解析使用權利,這種獨占的權利正逐步被承認為一項知識產權。 

分析化學和生物工程技術的突飛猛進,使得從微觀領域開始探尋人類本身的奧秘成為可能。生物體基因的破解與工業應用,人類基因組的測序與基因圖譜的繪制,特殊人群的功能基因的破譯等新技術的發展給既有的法律體系帶來了制度上的沖擊,這必然引起法律層面的回應。隨著新技術和新材料的出現,在一些傳統權利發生變遷(如前文中論述的版權)的同時,出現了一些逐步被納入知識產權法律保護體系的知識產權新形式,如數據庫權利、基因權利、商業秘密權。同時,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國際社會對傳統知識、民間文學藝術、地理標志的討論也使得知識產權制度開始關注對這些知識產品的法律保護。

可以預見,在以科技為第一生產要素的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產權必然隨著信息的不斷生產而拓展保護對象,知識產權客體將處于不斷擴張的趨勢之中。 

 

知識產權主題呈現多元化:

知識產權主體是知識產品利益的歸屬者,知識產權的主體制度在現代社會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從單一主體向多元主體發展,從特定主體擴展到了不特定主體,從對個體保護向對一定范圍內的群體利益保護發展。權利主體多元化現象的出現,促使知識產權制度開始更多地關注對多元權利主體的不同利益訴求的法律保障。

知識產權主體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的顯著標志在于對諸如社區、民族群落的傳統知識提供知識產權保護。傳統知識是指基于傳統所產生的文學、藝術或科學作品,表演,發明,科學發現,外觀設計,標記、名稱及符號,未公開的信息,以及一切來自于產業、科學、文學藝術領域內的智力活動所產生的基于傳統的創新和創造。對于人權的普遍尊重促使傳統知識在現代法律制度下獲得了知識產權制度保護。從經典的知識產權保護角度看,傳統知識中核心的要素,即無形要素都已經處于公有領域,屬于人人都可自由使用的對象。重要的是,這些要素往往會成為新的創造性成果賴以產生的基礎,從而給使用這些要素的主體帶來可成為私權對象的“知識產權”。考慮到這些處于公有領域要素的重要性,國際社會最初的政策取向僅僅是保存這些要素。但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運用,利用這些共同遺產開發出具有知識產權新成果的潛在可能性越來越大,這讓人們有了更加積極的選擇————積極地“利用”而不是消極地“保存”這些遺產。有了這種意識之后,我們就會發現,至少這些共同遺產中的某些要素已經不再僅僅是祖先遺留下來、要求我們持續保存下去的遺跡,而是具有巨大開發價值的“資源”。既然如此,“人人得自由使用”便成為值得懷疑并有理由加以改變的事實,對于傳統知識給予知識產權保護具備了正當性。 

知識產權主體出現群體性特征表現為對民間文學藝術、地理標志等知識產品的權利主體確認。民間文學藝術的產生具有群體性的特征,往往表現為一個或幾個民族、種群,或者一個或幾個地域所共有的文化現象,它是該民族、種群、地域的某個個體或群體集體創作的,并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世代相傳。每一歷史單元的人們在上一單元流傳下來的民間文學藝術的基礎上不斷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與創作構思。就某一歷史單元而言,它對上一單元流傳下來的藝術形式的修改、加工,用現代版權法的觀點來看,即是一種演繹、整理的過程。正是經過這種不斷的整理、演繹而形成本歷史單元對前文化現象的繼承,即整個前文化現象的沉積:民間文學藝術。民間文學藝術的權利主體毫無疑問當屬產生這一藝術的群體。在商標法領域,地理標志是TRIPS協議提出應予保護的商業標記,而地理標志所保護的主體正是特定地域的所有參與生產的群體,可見,地理標志的主體也具有群體性的特征。

反觀我國的知識產權立法,已有了一些規范多元主體的制度規則,如著作權法中對合作作品和職務作品的規定、商標法中有關集體商標和地理標志、原產地名稱的規則、專利法中對職務發明和共有專利的規定等。知識產權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提示我們在知識產權立法、執法、司法過程中注意對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予以保障。 

 

知識產權管理模式的演進:

知識產權管理制度隨著知識產權在現代社會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日益被各國所重視。知識產權管理模式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是指宏觀上國家行政機關依法對知識產權的取得、利用等行為進行審查、監督、協調、服務等活動的總稱,是知識產權制度區別于其他財產權制度的標志之一;另一個層次是指在微觀領域的權利人特別是企業層面的權利人對知識產權的創造、利用、轉移、使用進行決策、計劃、組織、控制和領導,培育知識創新能力,以創造財富提高競爭力,促進組織發展的管理活動和過程。這兩個層次的知識產權管理并非并列的概念,實際上是對“管理”的不同理解,但都很重要。

對于知識產權的行政管理而言,其不僅是一個實踐問題,而且也需要在理論上予以深入研究。此類管理活動的存在,既受傳統運行機制的歷史影響,也是知識財產自身特性的反映,同時體現了國家對民事活動領域的介入和政府對科技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引導。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是知識產權國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合理、高效的行政管理體系對于發揮知識產權鼓勵創新的制度機能至關重要。

我國現行知識產權行政管理體制機構重疊,不利于知識產權制度的推行和充分發揮知識產權制度的作用。由于歷史原因,知識產權的各個領域目前歸屬近十個部門分管,其中,國家知識產權局主管全國專利工作,其下屬專利局負責專利、實用新型、外觀設計、集成電路布圖設計的審查工作;工商行政管理總局主管國家商標局,而國家商標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標法》明確的商標審查授權機構;國家林業局和農業部負責植物新品種的審查保護,林業局負責木本植物保護,農業部負責其他植物保護;國家版權局負責版權工作,同時下設版權保護中心,負責版權登記等工作;國防專利局負責保密專利審查;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保護原產地標記。現代行政學認為,行政組織的基本活動,主要是圍繞政策制定和政策實施而展開的。無論是政策的制定過程還是政策的實施過程,為了使政策的目的能夠順利實現,都必須在行政組織內部不斷進行協調和意見整合,承擔綜合協調功能的機構在整個行政系統的運行中處于至關重要的中樞地位。面對知識產權國際保護的迅速發展,我們需要從機構上建立統一、有力的知識產權綜合協調的行政機關。

從更深層次來講,機構的重疊設置會造成權力的沖突與缺漏,也必然導致權利沖突與權利管理缺失并存。例如,外觀設計和商標的沖突、版權和商標權的沖突、版權和外觀設計的沖突都無法在一個統一的機構協調下加以解決,也為市場經濟規范秩序的建立埋下了隱患。我們可以參考多數國家的做法,中央統一設立一個知識產權行政機構,至少統一管理工業產權的審批、授權和復審。同時,設立相應的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管理機構,以在國際貿易中反映我國利益,積極參加外交活動,推動國際知識產權制度變革。 

 

知識產權法哲學的嬗變:

知識產權法哲學和知識產權制度一樣,是隨著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發展而不斷變遷的。在這一嬗變過程中,除了要分析研究既有的傳統民法理論和法哲學思想,梳理知識產權的發展變遷脈絡外,還應看到,現代知識產權制度的成型與發展是伴隨著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建立逐步形成的,傳統羅馬法并沒有把智慧財產作為考察的對象。而且,知識產權的發展本身也經歷著從“權力”向“權利”的變化,所以,有必要從知識產權基本規則的形成過程、知識產權在不同社會和同一社會的不同時代的變遷等方面對相關法理進行追問,這是建立完善、合理的知識產權體系的前提條件和根本保障。

從知識產品到知識產權,不僅是一個制度設計與規范適用的法律問題,也是一個具有深刻理論內涵的學理問題。諸如知識成為財產權對象的依據、知識產品占有狀態與權利形式、知識產權制度的社會功用及目標等,無一不是知識產權法哲學理論研究的對象。在這一領域,近現代的思想家們都提出了自己的財產權理論,為知識產權制度構建了相應的學理基礎。

知識產權的基本理論研究在總體上滯后于立法和司法的要求。近年來,學者們所探討的知識產權法哲學問題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知識產權法的法律詮釋方法;國家在“私法自治”下干預知識產權的根據;知識產權與基本人權的沖突和互動;當代社會的無形財產權理論基礎和制度體系的重構;知識產權的本體、主體與客體;知識產權法立法考量的尺度和標準;知識產權產生的哲學理論基礎及知識產權的正當性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中,學者們開始引入經濟學、法律社會學等分析工具,從多學科角度來闡釋知識產權法律制度。以下擬對知識產權法哲學的變遷進行簡單描述。

西方學者首先從自然法角度尋找知識產權制度的合理依據,即新思想是財產的一種自然形式,其獨特的性質值得國家給予保護。洛克的勞動財產學說一直被認為是知識產權的一個有力支撐。在洛克看來,財產權是一種與生俱來的權利,任何人都不能剝奪,而這種權利的基礎是勞動。在洛克的“勞動—財產”的論述中,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明確宣稱勞動歸勞動者所有;其二,將財產定義為一種“物化”的勞動。這是洛克分析財產的邏輯起點。洛克的勞動財產學說為知識產權作為一種私權存在提供了合理的解釋,即當一個人對先前的東西作了改進或創造了以前并不存在的東西時,他對自己的勞動成果享有權利。

解讀知識產權的另一個傳統法哲學思想是關于財產和財產權的人格理論,該理論建立在發展人格而有必要確立財產權的基礎之上,人格是作為自我表達而被賦予正當性的。“知識產權的人格上的正當性是通過為個人現實化、為個人的表達,以及作為個人的主體尊嚴和被承認提供唯一的或者獨特的適當機制界定財產的。”德國古典自由派思想家 Wilhelm von Humboldt 以及康德、黑格爾都豐富和發展了知識產權人格理論,為知識產權制度的正當性提供了法哲學支持。

此外,利益平衡理論在知識產權領域的應用,成為構建知識產權制度的實用哲學思想。知識產權法本身是作為平衡知識產權人的壟斷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而作出的制度設計,旨在激勵知識創造和對知識產品需求的社會利益之間實現理想的平衡。知識產權主體的私權利與公共利益之間的平衡狀態的維持是知識產權法律制度得以構建的基石。知識產權法通過平衡知識產權人和社會公眾的利益關系,最大限度地促進了公平、正義的社會價值實現。利益平衡原則也成為知識產權法的價值目標。本著這一目標,知識產權法充分考慮權利人和社會公眾之間利益沖突的不穩定狀態,協調二者之間的關系,才能實現對社會資源最合理的配置,因而這也是實現既鼓勵知識創造又促進公眾對知識產品利用的關鍵。 

來源:WeIP知產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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